高木直子和宋汉城两人刚从M4高速公路转入A350国道干线，就接到了来自披蓬的电话，乌塔保港的意外收获令形势出现了转机。此外还有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中村佑行还活着，现被拘禁在泰柬边境的高山密林里！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披蓬已与东京的清水警官和美国阿拉斯加的执法部门建立了情报协调机制，日本和美国方面将共同完成此次跨国诱捕行动。此时，披蓬、清水已从各自不同的方向接近了目标。而他们的默克夏姆之行却仍然捉摸不定，甚至有些盲目。

他们在加油站停下休息，顺便在隔壁的乡村小饭店吃午饭。直子坐在宋汉城对面，在笔记本上看着东京分部同事发来的情报汇总。一个跨国文物走私组织已经呼之欲出了。

从他们到伦敦的那晚算起，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从种种情况看，英国也非常可能会出现那个神秘组织的身影，直子不由加倍地小心起来。这是个关键时刻。眼下静悄悄的较量中，似乎正义一方获得了微妙的领先优势，但局面随时可能翻转。她和宋汉城的默克夏姆之行，将是决定性的一步。

中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尽快破解他预先设下的谜局。

一路上，宋汉城埋头读着高木繁护那本《东方圣教隐修法门》，浑然不觉直子内心的焦虑。

若打个比方的话，这本论证隐修教派的著作堪称探索石板经文的导言或序曲：中村将他带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学术领域，仿佛是特意安排的一个预习课程——在解读默克夏姆可能寻获的高木手稿之前。

在这本不为人知的著作中，高木繁护通过缜密的学术论证，从部派佛经编集的年代分析、语言学比较、历史记载与文物发现的参照研究，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他直指早在王合城第一次结集，佛陀的原始教义就出现了变体。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号称“头陀第一”、被尊为教团上首的摩诃迦叶在传承教法的权力斗争中占得了上风。

佛陀圆寂后，教团中的须跋陀比丘言语轻薄，认为佛陀死后可不用持守他所制定的僧团戒律。迦叶将此言行视为僧团内部潜藏的最大危机。为保存佛陀的精神遗产，避免今后僧团的离散和佛法的衰微，迦叶于是提出召集长老会议来诵出经律。而在佛陀遗体火化后，他又将自己分得的舍利奉献给了摩揭陀国的国王阿阇世王（而根据多种佛典文本记载，这个国王从前竟曾加害过释迦牟尼），由此获得了世俗力量的支持。迦叶一心护法的诚心无可置疑，但无可否认，他确实具备清晰的形势判断力和娴熟的政治手腕。佛陀在入灭前，并未亲自指定他为僧团的继承者。迦叶审时度势，经过一番运作，最终取得了控制僧团的实际权力，并挑选了五百比丘于合城外的七叶窟进行了初次经律结集。

王舍城结集完全由迦叶一手主持，难免会留下他的烙印。在诵定经律的过程中，他事实上成了佛陀教义的最后裁定者。后世佛法的流布相传，与这次结集有极大的关系。但在结集之初，他以修行程度不够为由将佛陀侍者阿难排除在集会比丘之外就十分可疑。要知道阿难随侍佛陀二十五年，对佛陀教义的原貌最为精熟，他博学多闻，人称“佛法宝库”，后来经部的诵出就是由他独立完成的。迦叶严谨保守，重行戒律，性情刚愎自用，这在各类部派佛经的记载中所见多是。而佛陀在世时，他对阿难就非常倨傲不敬。阿难似乎是迦叶性格的反面，他个性温和宽忍，善于贯彻变通。阿难曾成功劝服佛陀让女性出家，迦叶当时就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后来，迦叶终于允准阿难参与结集，但阿难诵出的“微细戒可舍”的佛陀遗训却被他当场予以否决——理由是释迦牟尼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戒律属于“微细戒”。

迦叶的专断还表现在他与富楼那长老产生的教义分歧上。佛陀去世时，富楼那正在外地布教，未及赶回。当他率领弟子到达时，结集已近尾声。迦叶将结集情况向富楼那作了通报，希望他能认可同意。富楼那对律中有关禁止食法八事（食法八事内宿，内煮，自煮，自取食，早起受食，从彼持食来，杂果，池水所出可食物。）提出了异议，认为不合佛陀的本意。被誉为“说法第一”的富楼那是第一个公开对迦叶主持的结集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传他与佛陀最初五弟子之一的跋波率领未入选窟内结集的一千名比丘进行了窟外结集，此事在后期部派的律藏（南传《善见律》、北传《四分律》、《五分律》）中都有记载。

对佛陀教义的持守分歧，预示着后世僧团中保守与变通的两大潮流。

高木繁护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宇井伯寿那篇气度恢弘、论述精到的《关于阿含经成立之考察》中的内容。两人在学说上互为引证与支持，这足以解释何以两人当初会一起结伴到英国访问。

在甄别原始佛典的方法上，高木繁护继承并深入演绎了宇井伯寿提出的理论方法，认为现今所传的经藏与律藏，绝不可看成是佛陀亲说的传承原型，提出了“应向佛陀的根本思想上去求”与“文本的比对印证相辅而行”的两个重要观点。而比对印证的基础就是现存最早期的巴利文文本和汉译文本。南传巴利文五部尼柯耶（意为“经集”）都出自后期上座部某一支系，因所用语文接近佛陀在世时的印度俗语，较之北传佛教根据梵文译出的四阿含（与“尼柯耶”同义）更富于原始色彩，因此近世欧美学者多通过巴利文圣典的校勘来采证原始资料。但高木繁护并没有忽视北传四阿含的价值，四阿含分别译自后期不同部派，按年代先后次序，以《杂阿含》最先，其次是《中阿含》，再次是《长阿含》及《增一阿含》。从《杂阿含》的成文年代和行文简略的特点来推断，正可与南传巴利文佛典互为参照，成为探索原始佛法的共同指引。自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以降，及至宇井伯寿等后代学者，日本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及时采纳了西方学人的方法体系，本身又兼有北传佛学的根底，这是日本近世以来数代佛教学者获得重要进展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高木繁护进入了对后期部派的比较研究。《东方圣教隐修法门》关于这个部分的解说引用了大量当时的研究成果。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提到了一个隐修教派的存在。在阿育王时期，上座部（上座部是早期佛教中的一个主要派系，与大众部并列为最早的两个分支。佛陀灭度后一百年，僧团内部即对戒律的执行产生了纷争。据南传佛教《岛史》所载，部派分立始于佛灭后两百年。因对戒律的看法不同（对“十事非法”的分歧，尤其是否可收受金银布施），耶舍比丘会集七百上座比丘，在吠离舍结集戒律。谨守戒律的僧团，称为上座部。而另外会集成立戒律的僧团，则称大众部。上座部属于保守但较为遵守原始佛教教义的派别。此后，它自身也不断分裂，前后共衍生出很多不同支派。现代南传上座部佛教即是源出于上座部传至斯里兰卡的一支。）曾有一支僧团深入了印度西北和现今尼泊尔地区，世称雪山部（雪山部为上座部佛教分支之一。雪山即是喜马拉雅山区。王舍城第二次结集后，阿育王派遣传教僧团前往印度周边各地弘法。这些僧侣根据不同的师承关系，分成了大迦叶、阿难、优波离、舍利弗及罗侯罗、阿那律、迦旃延几大系统。原上座部的阿难系弟子末示摩率众至雪山后，是为雪山地区传法的雏形。到了巽迦王朝，这一支早期僧团遭到灭法而衰微。此后“说一切有部”兴起，遵守传统学说的部分上座部僧侣移居雪山地区。后人遂将上座部的这一支派称为雪山部。）。这个隐修教派极有可能与雪山部有关。此派认为阿难和富楼那才是正法结集者，奉释迦牟尼所说经为根本归依，视历次结集的佛典为旁出。同时，还糅合吸纳了被历代僧团极力打击的提婆达多学说。

而这个提婆达多，在佛教中的地位犹如基督教体系中的犹大。按照所有现存佛教文献的记载，他在释迦牟尼在世传法时就与佛陀产生了教义分歧。作为佛陀的对立面，提婆达多被归入了佛典中的“破僧”。

产生冲突的焦点，是提婆达多“谤毁圣说，决生邪见，定断善根。‘但有此生，更无后世。’作是知己，于其徒众别立五法”。此五法（提婆达多的“五法”分别是不居阿兰若（僧舍），于树下坐，常行乞食，但蓄三衣，着粪扫服。）主张生活起居应彻底戒除凡俗羁绊，其实是佛陀悟道前早已放弃的苦行道。须知迦叶本人在僧团中也以苦修著称，若因此行为而产生争端分歧，似乎并没有说服力。此外，提婆达多还否认消极的轮回观念。他与另一佛陀弟子富楼那的见解相似，不承认有今世、后世，极力反对对教理的世俗化歪曲。

高木繁护认为，后世佛教的种种弊端流俗皆因之而起。即使在现存正统佛典的文本中，佛陀也从未正面阐述过简易直观的“轮回”说，他所概说的只是寓言化的“十二缘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佛陀的“因缘说”本义反而与提婆达多倡导的“教理的非世俗性”更为贴近。在初次结集时，佛陀的很多原初教义在迦叶的权威下被消解或过滤了。迦叶逝世后，阿难继承了法钵，但此时迦叶的“修正教理”已成正统。

至于提婆达多的公案，迦叶正是始作俑者。在隐修教义中，提氏只是佛陀大弟子中较为偏重头陀苦行的一位，却因公然挑战迦叶而被竭力攻击贬低。根据正统派佛典所载，提婆达多这个阿难的亲兄弟、佛陀的堂兄弟曾与阿阇世王联手加害佛陀，犯下破僧、伤佛、杀比丘尼三种恶行，因而被打入了地狱，而“共犯”阿阇世王后来却觉悟逆转成为护法王，这完全不合逻辑。联想到阿阇世王对初次结集的赞助支持，就不能排除迦叶及正统派僧人党同伐异的嫌疑。

奇怪的是，在后世的《增一阿含经》中，提婆达多因为加害佛祖，“堕入地狱，受大苦难。便发悔心，称‘南无佛！’”。而身处地狱的提婆达多竟被佛陀授记为了辟支佛（辟支佛，辟支迦佛陀（Pratyekabuddha）的简称，又音译作钵罗翳迦佛陀，或简称辟支迦佛、辟支等。指过去生曾经种下因缘，进而出生在无佛之世，因性好寂静或行头陀，无师友教导而以智慧独自悟道者。他们参透了世间生灭无常的道理，或因观察十二缘起获得了自我觉悟，亦称为“独觉”或“缘觉”。），名曰南无。根据这部经所说，佛陀弟子目犍连和阿难分别前去地狱探望过他。这显然是后世僧人为弥合正统教派和隐修教派的巨大分歧而作的巧妙妥协。

梁僧祐《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中曾就此谈论道：“拾检调达之历缘也，亟为戚属恒结仇雠，岂以标明善恶影响秘教乎？是故经言：若言提婆达多造逆罪堕阿鼻者，无有是处。斯乃诸佛境界，非二乘所测也。”连僧祐也觉得不可思议。

高木诘问道，如若提婆达多确是与佛陀势不两立的恶人，怎可能被接纳成为辟支佛呢？

读到此处，宋汉城不由联想起中国学者季羡林。关于提婆达多教案，季氏也写过一篇分析精到的专题论文，与高木繁护书中的论见可谓是不谋而合（季羡林说：“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他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威望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的戒律，有自己的教义，有群众。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绝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佛教史上是重大事件。他的信徒，晋代法显在印度看到过，唐代玄奘和义净也看到过。足征他的影响之深远，历千数百年而不息。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改变对整个佛教史的看法。……在佛教史上有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解决，提婆达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被遗忘、被歪曲，今天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

而事实上，奉持提婆达多学说的教派僧团在印度本土绵绵流传未绝。由于印度不重历史记载，中国古代求法僧的实地记录倒为我们提供了该教派存在与衍变的确切证据。

在《高僧法显传》中，五世纪初中国求法僧法显即在印度合卫城见到此番景象：“调达亦有众在，常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

玄奘于七世纪到印度，在其《大唐西域记》卷十中，记有他在羯罗拿苏伐剌那国的所见：“天祠五十余所，异道实多。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在玄奘访印几十年以后的同一世纪，义净随后又到印度。他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九的一条夹注中曾详细论及他所见到的这个异端教派，并说“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该附注全文为：“此言随党者，谓是随顺提婆达多所有伴属。言非随党者，即是佛弟子。此乃由其住处，则令物随处判（制）处中。既非两处，故遣两众均分。现今西方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所有轨仪，多同佛法。至如五道轮回，生天解脱，所习三藏，亦有大同。无大寺舍，居村坞间。乞食自居，多修净行。葫芦为钵，衣但二巾，色类桑，不飡乳酪。多在那烂陀寺，杂听诸典。曾问之曰：‘汝之轨式，多似大师。有僻邪处，复同天授，岂非天授之种胄乎？’彼便答曰：‘我之所祖，实非天授。’此即恐人嫌弃，拒讳不臣耳。此虽多似佛法，若行聚集，则圣制分途，各自为行，别呈供养，岂况诸余外道。计断计常，妄执自然，虚陈得一。食时杂坐，流俗无分，踵旧之徒，用为通鉴。更相染触，泾渭同波。高尚之宾，须察兹滥。殊行各席，深是其宜。”）。这里的“天授”即是“提婆达多”的别译。

至于隐修教派、雪山部及提婆达多僧团三者之间的渊源联系，高木繁护在《东方圣教隐修法门》中并未进一步展开叙述，却已勾勒出了一个明确的探索方向。

从历史的缝隙中透出了一线微光。

须知中国求法僧到访印度之时，距佛陀和提婆达多的时代已有一千多年。他们的见闻记载，证明了秘密教派确有存在且绵延有继。其教派信众在当时人数众多，传布区域极广。在佛教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与经院化的正统部派相对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

这是异常复杂艰深的学术课题。在众多佛教徒看来，甚至是离经叛道之说。可是，在视“真理为惟一正途”的学者和真正的信仰者看来，却是拨开历史迷雾、洞见真知的一个回归旅程。站在承续佛教这个东亚文明根脉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份共同的遗产。

这一刻，循着当年高木繁护探索的足迹，宋汉城逐渐进入了这个少有人涉足的领域。而更多的未知即将一一呈现。

高木直子没有去打扰宋汉城。下午三点左右，他们抵达了默克夏姆这个英国中部小镇。